近三十年胡铨研究述评(节选)
文 | 黄惠运
(历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
五公祠中的胡铨雕像。图/海南日报
南宋爱国名臣胡铨，江西吉安人，庐陵“五忠一节”之一。近三十年(1995—2025)来，学界对其主要研究集中在胡铨爱国主义精神、谪居海南岛、交游等方面，在此作一简略述评。
胡铨爱国主义精神研究
冯国梅的论文比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胡铨的爱国主义精神。文章指出，胡铨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从三个方面表述：一是在秦桧当政时期，直书求和派秦桧当斩首，表现出他刚正不阿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在他被贬谪时，抗金斗志并未减弱，做了很多有利于当地的事情;三是胡铨恢复官职并连连迁升时，他与主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刘配镜在《胡铨和他的<澹庵文集>》一文中指出，胡铨在任枢密院编修官职务时，因反对朝廷与金“和议”，上书乞斩秦桧等三人头，遭到秦桧的残酷迫害，蒙受了贬谪、拘禁、编管20余年的多处流放生活。最后被贬谪到偏远荒凉的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市)编管。秦桧病死后，孝宗皇帝才重新起用胡铨。胡铨复职后，仍一直反对“和议”，不愧为南宋一位坚决抗金、嫉奸如仇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与岳飞、文天祥一样，其事迹与精神遗产长存于世。为了纪念胡铨，民间修有“胡忠简公祠”“五公祠”等。胡铨的文集、诗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他的爱国思想，爱民精神，“正真之姿，刚毅之色，清风息然，施为有德”的品格，正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学界通过研读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一文来盛赞其爱国主义精神。晏建怀指出，胡铨历数秦桧卖国投降的行径，痛斥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胡铨这篇讨贼檄文一出，士大夫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金人使者惊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金人深以为忌，“自是不敢南顾者，二十有四年。”黄碧琦将胡铨的从政思想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重视百姓、爱惜民力的民本思想;善择贤才、广开言路，减少冗官、赏薄罚严的吏治思想;作为支撑其力主抗金的精神力量的尊王思想。这些从政思想，既是传统士大夫的缩影，又具有胡铨的个人风格，是受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人生经历影响的产物。张敏指出，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在后世一直被奉为文章典范。文章以弹劾秦桧等人为线索，以反对议和为主旨，代表众多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抗金雪耻、坚决捍卫朝廷的正义之声。
胡铨谪居海南岛研究
胡铨因主张抗金，反对投降，奏请杀奸臣秦桧、王伦、孙近三人的头，羁留虏使，被贬为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签判。后押送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编管，复远徙吉阳军，在外流落20多年，其中谪居海南岛8年。绍兴十七年(1147)十一月，胡铨被贬吉阳军。绍兴十八(1148)年正月，胡铨到达贬所，住水南村裴氏宅，即赵鼎故寓。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胡铨离开吉阳军北归，被擢起居郎，官至兵部侍郎，卒谥忠简。胡铨在海南岛克服重重困难，一边授课传授儒学经典，一边编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等，由朝廷颁诏藏于秘书省。
李景新认为，“南宋四名臣”中的赵鼎、胡铨二人先后被贬谪到吉阳军，都居住在裴氏宅，所处生活环境非常接近，人格同等高洁，而诗词创作的数量、内容和风格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诗歌总数上看，胡铨多于赵鼎;从诗与词比例上看，胡铨诗词兼备而诗多于词，赵鼎则以词为标志;从内容上看，赵鼎皆为悲情的抒发，胡铨则更为丰富;从风格上看，赵鼎凄切婉约，胡铨则以豪放旷达为主调。
丁楹指出，胡铨从绍兴十二年(1142)至十八年谪居新州，“削爵窜岭表凡八年”。在广东新兴谪居的七八年时光里，胡铨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随遇而安，善于发现贬谪之所的风物之美，在优美的西江流域寻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心灵的栖居地。杨阿敏认为，胡铨流落海南岛时，写有《跋从叔祖八景士遗稿》一文，集中阐述了自己一生勤勉治学的真实态度。
胡铨的交游研究
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戊午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戊午上高宗封事》一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之作，以此文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可见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期士风的影响。阚沁园的硕士学位论文梳理了胡铨的文学交游情况：尊师前辈萧楚、李光，同辈好友张浚、王庭珪、张元干、张伯麟、王十朋、吴芾，晚辈后进周必大、杨万里、张栻、范成大、张孝祥、谭思顺、陈元忠等。胡铨贬谪新州时，同郡王庭珪“以诗赠行”，作《送胡邦衡至新州贬所二首》，为其送行，其中赞颂胡铨上书言斩秦桧等三人，羁押金使的壮举是“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高度称赞胡铨清正刚直、心怀忠义之心，而胡铨在酬答王庭珪的《和王民瞻送行诗二首》其一诗作中也把王庭珪比作“万卷不移颜氏乐，一生无愧伯夷班”，在诗歌中称赞王庭珪是忠君爱民的纯儒。著名词人张元干为胡铨饯行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对胡铨的爱国壮举作了高度评价。周必大说：“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乞斩相北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复翕然尊之。”胡铨不但仰慕苏轼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艺术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在文学创作上对其进行模仿，还倾心于苏轼高尚的人格品质，在人生观念、生活习惯上与其同调。贬谪中的苏轼和胡铨，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一个是乐天知命、逍遥游世、感悟生命本真的达者;一个是舍生取义、执着于理想、心怀家国天下的鸿儒。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南宋的民族危机、政治环境与胡铨性格的碰撞以及“春秋之学”的影响。许浩然探寻了胡铨与周必大的政见和诗文交谊，指出他俩是南宋时期江西籍士大夫，二人皆是吉州庐陵人氏，胡铨为周必大的乡邦长辈。周必大的文集保存有大量与胡铨及胡氏家族在乡邦唱和的诗作，反映了江西诗学的趣味、私人的友谊，还涉及对战争的政治态度。顾宝林指出，乾道淳熙年间，南宋宰相周必大、抗金英雄胡铨多次共聚庐陵和杭州，前后有近15年的交往情谊。诗歌是他们唱酬来往互诉心曲的重要依凭和见证，多有浓郁的士人闲居生活色彩。以政治进退和个人生活为念，是周必大同胡铨诗歌来往的一大特色，以此亦可见南宋前期士人的生活状况。
【本文系江西省智库招标课题“传承和弘扬红色、绿色、古色文化研究”(20ZK0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庐陵书院研究”(JD20080)，井冈山大学教改课题“中国现代史课程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协同育人模式构建研究”(XJJG-19-16XJYLKCJS2020017)的阶段性成果】
略论李纲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风范
文 | 马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五公祠内的李纲雕像
海南人民纪念的“五公”除了唐代的李德裕外，其余四人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是南宋初年的历史人物。李纲生在两宋之交，系著名的抗战派领袖人物。在北宋王朝面临覆灭之际的靖康之难中，他力挽狂澜，坚决主张抗金，并曾一度组织解除东京之围。因徽、钦二君昏庸，他功高被黜。南宋建立之初，李纲再度被重用，对南宋政权的初创与稳定贡献甚巨。李纲虽屡遭贬谪而矢志不移，心系朝廷而不计自身安危，直至在贬所溘然离世。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高度评价李纲“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福。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南宋迄今八百多年来，李纲的英名之所以能被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广泛赞誉，与其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传统人文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李纲流贬海南时日甚短，却得到海南人民长久纪念与供奉的重要原因之一。
忠君爱国，矢志不移
纵观李纲一生，生于北宋末世，经历王朝由盛而急剧衰落、灭亡，时代给予他更多的是动荡、危难、忧患与仕途的大起大落。这是李纲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两宋之际，女真金人强悍崛起，灭辽后大举南下，围困北宋京都汴梁。国家危难、战争动荡的风涛巨浪将李纲推向了历史前台，也将他推向了人生的巅峰与低谷。李纲一生大部分时间为国事奔波，两度身居高位，受命于危难之间，殚精竭虑，为国事操劳，虽屡屡遭贬，也始终无怨无悔。其作于晚年的《病牛》名句“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充分展现了一个心系社稷苍生、晚景悲凉而终无悔的传统士大夫形象。当然李纲并非完人，在成为宰执后对一些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处置也不无过失。但李纲最显著的精神特质是忠君爱国、矢志不移。
南宋一代是山河破碎、战争频繁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中国古代，爱国与忠君不可分割，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帝制中华国家，历朝历代的国家政权的核心都以皇帝宗姓为代表，而爱国就是忠于皇帝代表的国家社稷。李纲出身于官宦世家，熟读经史，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建炎元年，李纲在被贬地听闻高宗登极建祚，立即上疏，陈计献策，殷切希望新即位的赵构常守恭俭，在王朝初创、拨乱反正之际成为“英哲之主”。李纲短暂的拜相期间，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但他出于对皇帝社稷的竭力忠诚，70多天内“修政事、攘夷狄为己任，诛僣逆，定经制，宽民力，变士风，通下情，改弊法，招兵买马，经理财赋”(朱熹《晦庵集》卷76《丞相李公奏议后序》)，对南宋初创政权时期的制度建设与局面稳定厥功甚伟。唐宋时期，忠谠之士遭受贬谪者不乏其人，唐代的白居易、陆贽、刘禹锡、李德裕，北宋的苏轼、苏辙，南宋的李纲、胡铨，明代的海瑞，都曾忠而被谤，无辜遭受流贬。李纲心怀坦荡，对流贬并未表现出多少怨恨与愤慨，而是始终关怀国家形势，期冀恢复中原、迎回二圣，以雪靖康之耻。其贬谪期间所作《苏武令》词，就表露了这一心态。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使李纲能够做到沉浮自定，荣辱不惊，坦荡达观，泰然处之。李纲的人格风范与爱国忠贞在后世受到普遍敬仰，元朝编修的《宋史·李纲传》评论李纲说：“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宋史》卷359《李纲传》)
心系社稷苍生，以天下为己任
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推崇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人翁精神，做官不仅是遵守本身职责，更是要为苍生社稷计，将入仕理政视为实现治国平天下壮志的途径。因此才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忧乐观，才有司马光在北宋表面盛世荣光下深刻洞察社会危机的“方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的疾呼，才有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及其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变法”。李纲亲身经历北宋覆亡、南宋建立的政治巨变，是在那个暴风骤雨年代挺立风口浪尖的人物。在金人围困东京城、北宋朝廷危在旦夕之际，李纲毅然以拯苍济世、关怀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担当起守城之任，并且力劝皇帝主战，同时积极组织东京保卫战，一度击退金人，一时深得天下之望，被东京军民视为“国之长城”。曾为他请愿的陈东称赞李纲是“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的确是知人之论。
刚健弘毅，自强不息
刚健弘毅、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周易·系辞》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孔子再传弟子曾子论及弘毅精神对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时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李纲的人生固然几度显赫与光鲜，指挥东京保卫战力排众议、勇挫强敌，一心系汴京之安危、社稷之存亡。官拜丞相，位极人臣，发号施令时而有之，也曾大展宏图初显曙光，以至于李纲被钦宗罢免官职后，太学生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抗议请愿，要求李纲留用复职。但命运给予李纲更多的则是遭谗言、攻讦与排斥、几遭流贬，艰难困苦，壮志难酬。建炎三年(1129)，再度被起用的李纲在丞相之位上仅75天即被免职。绍兴三年(1133)，李纲从海南岛被召回并被任命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他对那里的民间抗金武装采取招安政策，使两湖地区抗金力量迅速加强。同年底，李纲又一次遭到罢官。李纲一生经历了五次严厉的贬谪，在政治失意之际，他对“居易俟命”的传统命题进行了丰富完善，最终使本应沉沦寂寥的谪居生活也具有明心见性和道德实践的积极意义。在流放蛮荒海南途中，李纲想起苏轼曾贬谪琼海三载，反而有了以东坡继承者自居的豪情：“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风。满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涛气象雄。大舶凭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梁溪集》卷24)这种视苦难为命运赐予良机的诗意，说明李纲的达观豪迈性情与苏轼十分接近，这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宋代士大夫于逆境中坦然处之的体现。
李纲胸怀宽阔，严己宽人，是其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特征。作为北宋末年东京保卫战中坚决主战的领袖人物，李纲具有很高的声望，宋高宗也一度对重归朝廷的李纲颇为倚重，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丞相)，但在对待金人策略方面，李纲与朝廷政治核心成员之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并且汪、黄谗言在前，张浚攻讦在后，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李纲纵然一腔热血力主抗战，也是孤掌难鸣。建炎元年，年轻的岳飞曾经越级上书，痛陈国是，因不明事实真相，岳飞将李纲与汪、黄视为一体进行激烈抨击。后来李纲为相，岳飞受李纲节制，李纲不仅没有借此挟私报复，反而非常赞赏岳飞的治军能力，并预言岳飞会成为“中兴名将”。(《梁溪集》卷118)即使对待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李纲也能以德报怨，以国事为重，这在党争激烈的南宋初年上层集团中，是十分少见的。
身体力行，殚力国事
建炎三年，南宋小朝廷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拼命南逃、疲于奔命，后来在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等爱国将领的顽强阻击下，金人被迫北撤，南渡的小朝廷方才逐渐稳定下来。赵构喘息甫定，下旨设“行在”于杭州，改名“临安”。南宋政权创立初期，朝政一片混乱，规章礼仪、职官制度、军事防御、赋税度支、边防马政等皆杂乱无章。李纲虽然未能参与南宋政权的全部制度建设，但归朝后立即投入军事防御体制的建设，设立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任命张所和傅亮负责二司的军事，同时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很短时间内建构起边防军事防御体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时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李纲认为，面对金人，只有坚决主战，才能防敌于外，使社稷无虞。李纲的军事策略是保证肃清江浙及湖湘地区匪患，如流窜虔州的曹成与盘踞在洞庭湖一带的杨么的军队。在平定湖湘一带匪患方面，李纲十分看重岳飞的军事才干与能力，他在与宰执书信中这样评价岳飞：“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然正当且使在人下，有以调御服习之使，知礼义名节，异时决为中兴名将。”(《梁溪集》卷118)此时岳飞为青年将领，尚未开府建节，李纲就敏锐地预见到岳飞“异时决为中兴名将”的前景，建议朝廷加以重用，表明了李纲非同寻常的洞察力。
淮西是南宋与金对峙的重要防线，军事防御与将帅人选事关重大。淮西兵变后，朝廷一度惊慌失措，李纲上《奏陈利害札子》，建言献策，首先强调各军事防区主力安然，不必惊慌。李纲的上疏，既稳定了朝廷的局势，也在淮西地区消弭了有可能的再次兵变，军事局势很快得到控制。
在寻求根本的固国方略大计方面，李纲力主高宗巡幸、驻跸关陕，以图恢复。即使一时无法入关中，也当移师襄邓，以近中原，便于号令诸路。“今纵未能入关，犹当适襄、邓，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选任将帅，控扼要害，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李纲非常看重关陕之地的地理条件，坚决反对将国家政治中心置于远离中原的江南一隅之地：“而近议纷纭，谓陛下将幸东南。果然，恐中原非复我有。”本来高宗赵构恰好是偏安江南的始作俑者，但接到李纲的奏疏后，他也不好立刻承担责任，故回复说“但欲奏迎太后及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留中原”。李纲坚持让高宗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公再拜贺，因乞降诏。上乃命公草诏，颁行两京焉。”(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1)虽然高宗赵构对将“行在”迁至关陕或者襄邓之地始终缺乏信心与诚意，并无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颁行两京”诏书很快成了一纸空文，但表明了李纲于南宋初年一片混乱中对国家政治中心设置的深刻思考。在南宋战争年代，吴越之地并非建都之地，南宋郑樵曾有直率的批评：“六飞南巡，驻跸吴越，朝曰行阙，陵曰攒寝，此岂绝念于卜宅哉。”(《通志》卷41)遗憾的是，高宗及主和派胆怯苟安，向无迁都关陕的魄力与策略，富平之战后南宋在军事上又遭受沉重挫折，恢复中原终成苍凉遥远的梦想。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升华形成的精神特征与性格气质，是维系与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精神核心要素，也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否值得正面评价的重要标志。两宋之际的李纲，作为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一生为捍卫赵宋王朝国家的存亡而献身，几度在社稷危急存亡之际临危受命，忘身度外，鞠躬尽瘁，与同时代的抗战爱国精英人物宗泽、岳飞、韩世忠、吕颐浩、赵鼎、李光、胡铨、张浚、吴玠、吴璘等一起构筑了13世纪以前爱国抗战御侮的血肉长城。李纲继承了自屈原、陆贽、范仲淹、苏轼以来形成的以国家社稷为生命之重的爱国忠君思想，虽屡遭贬谪而矢志不移，其个人智慧才干与言行风范深受时人与后世赞誉纪念，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秉性气质与人文精神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他不同于南宋普通文臣武将的非凡之处。今天，我们纪念与研究历史上的伟大精英人物，李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其内在人文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
关于李德裕研究的几个问题(节选)
文 | 杜文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五公祠内李德裕雕像。图/海南日报
李德裕作为唐后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影响颇大。学界对其研究成果颇多，争论亦颇多，有不少问题分歧较大，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一些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李德裕是否结党之争议
牛李党争影响唐后期朝廷政治超四十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德裕一向被视为李党首领，然而却有人提出了其无党的观点，从而引起了争论。最早提出李德裕无党观点的是岑仲勉先生，在其所著《隋唐史》(下册)《唐史余瀋》《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等书中，都有明确表述。接着，乌廷玉、田廷柱支持了这一观点。影响最大的当属王炎平先生，专门撰写了《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观点。此后，其在出版的专著《牛李党争》一书中，再次重申了此观点。由于这一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于是卫凯又发表了《李德裕无党新论》，支持了这一观点。
关于李德裕为李党首领的说法由来已久，本文不再罗列，仅就反对李德裕无党观点的研究，简要介绍如下：最早反驳李德裕无党论的学者是王仲荦与卞孝萱，紧随其后的为杜福传，他写了《王炎平“李德裕无党”说质疑》一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批驳了王炎平的观点。其一，唐文宗认为李德裕有党，并引用《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八年十一月的记载，“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证明李德裕与牛党李宗闵均“有党”。大和九年，德裕、宗闵相继被贬黜后，文宗于九月发布《告谕宗闵、德裕亲故更不问罪敕》曰：“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与宗闵、德裕或亲故及门生故吏等，除今日已前黜远之外，一切不问。各安职业，勿复为嫌。”说明唐文宗不仅认为朝廷中存在李德裕与李宗闵两大对立的朋党，而且以他们二人分别为各自的党魁。其二，王炎平认为两《唐书》史臣均不认为李德裕有党，杜福传认为此论有悖于史实，并列举《旧唐书·李石传》云：“文宗自德裕、宗闵朋党相倾，大和已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撰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又引《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并指出，在两《唐书》中，类似记载颇多，故王炎平的这一论据不能成立。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李德裕无党的观点，如赵映林写了《李德裕不以朋党之争害政》，虽没有专论这一问题，然从文章题名和内容来看，作者并不认为李德裕无党。近年来，研究李德裕的论著颇多，但专论李德裕无党的不多，多以其为李党党魁，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李德裕有党之事，除了上面列举的证据外，还有不少史料依据，如其对杜牧的打击与贬斥。杜牧与牛僧孺交往二十余年，并在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在其幕府中先任判官，后迁掌书记，受到了牛僧孺的高度器重与格外关照。会昌年间，李德裕拜相，掌握权柄，因杜牧为牛党中人，遂将其由比部员外郎外任为黄州刺史。关于这一点，杜牧亦有明确的表述，“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汗，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杜牧文中所指，明显是李德裕。
杜悰为牛党重要人物、杜牧的从兄，其于会昌四年(844)被武宗召入朝中，拜为宰相。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十个月，杜悰即被罢相，时人皆以为此乃李德裕所为。与此同时，另一位宰相崔铉亦被罢免，从而引起了朝议对李德裕的严厉批评，宦官亦乘机中伤李德裕，“上意不悦”“德裕结怨之深”，遂不可解。李德裕打击杜牧、杜悰之事，完全出于朋党斗争。李德裕亦每以朋党划线，打击异党之人，如其对武宗说，昭义刘稹(刘稹乃刘从谏之侄)叛，皆牛僧孺、李宗闵“二人之罪也”，甚至不惜罗织罪状——“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从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诏追庆下御史台按问，中丞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最终导致牛僧孺、李宗闵连续被贬官。
李德裕所与者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薛元赏等人，皆被视为李党人物，尽管其皆为清俭耿介之士，然党人的性质是不可否认的。唐宪宗曾对裴度说：“朕恶夫树党者。”裴度回答说：“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外甚类，中实远。”可见裴度也未否认士大夫中存在结党，只不过分为君子党与小人党而已，因此不能因为李党政治建树颇多，就否认他们结过党。李德裕也说过：“如贤人君子则不然，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所谓“同志”者，换一种说法岂非同党。
李德裕反对科举说质疑
史载：“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又曰：“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论者据此认为李德裕出身于士族之家，因而主张门荫，重用公卿子弟。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赵郡李氏与荥阳郑氏“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钱穆先生也认为，“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后来不少学者沿袭这些说法，进而演化成李党代表北朝以来的山东高门世族，重门第、尚经学，以谨守礼法、门风为特征;牛党代表高宗、武则天以后由进士科进用的新兴阶级，重科举、尚文辞，以浮华、放浪著称，遂成为牛李党争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考诸史实，情况并非如此。李德裕父子固然为门荫出身，然其祖父李栖筠却是进士出身，认为李德裕完全反对进士科显然与其家族情况不符。李德裕反对进士不闲实务，崇尚空谈的风气，他说其祖进士及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李德裕本人精通《汉书》《左传》，文章亦颇有文采，只是因为进士科存在弊端，不屑为之而已。
但是由于进士科已成为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所以李德裕在执政时期针对此科存在的弊端，采取措施，加以改革。
首先，废除诗赋考试，增加经义、策论考试。史载：“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因下制：……进士停试诗赋。”时在大和七年八月。然而此项改革实行仅仅一年，次年十月，李德裕罢相，遂又恢复了旧制。进士科重视诗赋的这种弊端，唐人早已指出：“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钱穆先生也认为：“诗赋日工，吏治日坏。”可见其危害之大。
其次，罢宰相阅榜之旧制，以扩寒士仕进之途。唐代科举有行卷风气，且不糊名，在放榜前知贡举通常把拟录取名单呈送宰相过目，谓之呈榜，从而为宰相干预录取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杜绝此弊，李德裕在大和八年正月、会昌二年正月，两次明令禁止呈榜，从而保证了科举取士的公平。
其三，革除座主门生、罢曲江之宴。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容易形成朋党关系，士人进士及第后，会有各种参谒宴游等拜谢座主和欢庆活动，如曲江宴等，进一步密切了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所谓“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顾炎武亦曰：“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有鉴于此，李德裕上奏皇帝云：“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禁止进士及第后聚集参谒及曲江大会题名、宴集，欲以切断座主门生相互结党之弊。牛党执政后，遂下令恢复曲江、杏园等宴集，可知这是牛党结党的重要途径。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科举制度，门生为座主所奖拔，故最感恩，两者之间情谊既深，团结自固，牛党之所以终竞胜李党者，亦与此点有关。”
李德裕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科举取士更加公平，所谓“李太尉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既如此，如何能说李德裕反对科举，坚持门荫取士呢?关于李德裕改革科举制度，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李德裕被贬原因探析
李德裕于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不久被罢相。关于其被罢相的原因，与武宗与宣宗的紧张关系有关，史载：“(李)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性豪迈，尤所不礼。”李怡即唐宣宗，这里所谓“上”，即指唐武宗。由于这一缘故，宣宗对武宗尊宠的李德裕毫无好感，故于亲政的四月，将其贬为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清人沈冰壶的《崖州行》一诗曰：“武宣二宗本水火，太叔得立太尉祸。崖州之变意中事，何必梦中乞哀我。”加之，李德裕秉政日久，权势甚大，宣宗刚刚即位，自然不愿出现这种状况，史载“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故即位之初即黜之。
宣宗猜忌李德裕，将其罢相，赶出长安，不一定非要一贬再贬。宣宗在《李德裕荆南节度平章事制》中说其：“自入膺大任，克构崇庸。王猷国经，契合彝矩。邴吉罄安边之术，虏寇殄夷;张华兴伐叛之谋，壶关洞启。克荷先朝之旨，弼成底定之功，布在册书。辉映前古，而能处剧不懈。”这里宣宗肯定了李德裕任相期间的功绩，那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下手凶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因何在?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载：“白敏中、令狐绹，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及德裕失势，抵掌戟手，同谋斥逐。”此外，还要再加上崔铉，其因会昌年末罢相而怨德裕，白敏中引其入中书，数人合谋，命其党人李咸出面，控讼李德裕执政时阴事，遂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即使如此，牛党诸人仍不放手，他们利用吴湘案追究李德裕的责任。吴湘会昌年间任扬州江都县尉，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武宗命御史崔元藻覆推，与扬州所奏多同，遂将吴湘处死。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白敏中指使吴湘兄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诣阙诉冤，称李绅镇守淮南时恃德裕之势，枉杀其弟。宣宗遂命三司复核此案，认为李德裕包庇其党李绅，致使吴湘受冤而死。其实此案早已查清，吴湘贪赃事实清楚，只不过白敏中等翻出此旧案，意在中伤德裕。据《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绅传附吴汝纳传》载，吴汝纳进士出身，因其叔父贪赃事，久久不能升迁，当时李德裕执政，因此深恨德裕。“阴为崔铉、白敏中、令狐绹所利诱，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导致李德裕再被贬为潮州司户，同时被牵连贬官的还有李回、郑亚等人。大中二年(848)冬，又被贬为崖州司户。次年十二月，卒于崖州，终年63岁。也有人认为李德裕死于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牛党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李德裕无党说论据不足，其不是无党，只是朋党观念与牛党人物相比不那么强烈。关于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证据不足，而其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显而易见，值得肯定。关于李德裕被贬崖州的原因，并非完全出自唐宣宗的意愿，更多的是牛党出于排斥异己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牛李党争的继续，而随着李德裕的贬死，这一斗争也拉上了剧终的帷幕。
有关李德裕研究的问题很多，除了以上所论外，还有李德裕与宦官、李德裕与藩镇、李德裕与会昌政局的关系、李德裕治蜀问题、李德裕与崖州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值班主任：蔡潇
内容审核：张成林
责任编辑：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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