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日《海南日报》T08版版面图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琬茜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了！
从此，灾难深重的海南各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琼崖的统治，海南历史掀开了崭新篇章。
自那天起，翻身当了主人的贫苦海南人民，精神高涨，将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运动和建设中，誓要改造出一个新社会来。
换新貌 城市“由小变大”，乡村路通阡陌
1952年8月，经历了抗美援朝洗礼的李金云，积极响应“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号召，随着部队南下海南。从踏上海南岛这片热土，到成为海口市长，他亲历了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当年的一中还是一片平房，大同路简直还不能称之为路，解放西路还在修。”李金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一个“小”来形容对海口的初印象。那时，整个海口仅有几平方公里，人口5万左右。中山路、得胜沙路、新华路、博爱路和解放路等5条主要街道，构成了海口全部的交通网络。最好的酒店也只有两家，即人称“五层楼”的海口大厦和泰昌隆。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海口渐渐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下辖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的省会城市，完成了“由小变大”的蜕变。据李金云早年描述，这得益于解放后，海口的地方工作紧跟党中央和省委，不走偏、不走弯，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良好基础。
海口骑楼老街就是最好的“见证者”。海口南洋骑楼老街研究会编撰的材料记载，最早的骑楼建设于1849年，是在海口所城内的四牌楼街。而海口骑楼街区的真正兴起，始于1910年前后。早年下南洋的海南富商，在此建造起兼具中西方特色的骑楼。一入夜，灯光璀璨，人来人往，颇有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风采。
后来，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骑楼老街遭受重创，黄金商业街日渐式微。直到海南解放后开展一系列改造运动，骑楼老街从富裕阶层的“黄金地段”变成普通百姓的“街市廊”，日用品店、什锦店越开越多。
“老街区里很早就有了交通指挥亭，当时交警们把解放牌大卡车上的方向指示灯卸下来装在岗亭上，协助指挥交通。”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老街长大的本土文化人石梁平，仍记得街上车水马龙、喧嚣阵阵的热闹场景。
从城市到乡村，解放的号角声在飘荡，发展的步伐也在加快。海南岛解放初期，海南中部山区几乎没有正规的公路，交通极其不便。一首朗朗上口的苗族民谣，正是这一困苦生活的写照：“苗家处境苦难多，出入爬山又涉水。肩挑袋装靠人力，生男育女背着大。”
1952年，随着海榆中线的建设提上日程，10万余名军民走入莽莽林海，手挖肩挑、艰苦奋战，历时2年多，终于建成这条近300公里、贯穿南北的山区公路。此后，海南中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1952年8月，军民共同修筑海榆公路。（来源：海南史志网）
学新知 摆脱“文盲”标签，重教兴学成风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一块“文化夜校”的牌子醒目地悬挂在茅草屋门口，一群年轻人从屋里走出，脸上的笑容传递着获得知识的乐趣。
据《海南省志·农垦志》记载，这是中瑞农场（今母瑞山农场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扫盲中的一个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破解文盲率高的问题，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6年，学习知识的星星之火也迅速在琼州大地上燎原。当年，共有19万名工人和农民进入夜校学习。
“班里的胶工几乎都不识字，教员是农场派来相对有文化的人，而且有好几个。”当时曾参加文化夜校的学员、原中瑞农场苗族队胶工黄运波回忆，白天大家忙着种胶、压青等管理工作，到了晚上就集中在一块学习识字，接触文化。上课内容主要为识字，还会细读《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
上了扫盲班后，原本不识字的胶工们，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也能看简单的书籍报纸了。更重要的是，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
1956年3月，扫盲运动在海南全面开展。图为中瑞垦殖场文化夜校学员下课后的场景。（来源：海南史志网）
1933年生于万宁北坡镇安内村的温华梅，海南解放时17岁，一开始也是去上夜校、补文化，后来跟上了班，就转为白天上课。
解放后，海南推行所有适龄孩子都有学上的教育政策，读书成了头等大事。自幼无父抚养，家境贫寒的蔡崇禧，也有了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机会。他住进文昌乐会县城的姨母家，从乐会简易师范学校附小开始，陆续就读乐会第三初级中学、广东嘉积中学，大学考到了广东师范学院。
千千万万个“蔡崇禧”，在知识的滋养下成长成才。资料记载，海南解放时，全岛有2960所小学（包括私塾）、16万名在校学生，平均每万人中有654人。1952年，海南全区小学3792所，在校学生25.69万人，分别比解放时增长了28.11%和57.22%。从1952年起，海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小学的布局和规模，将民办教师转为国家编制教师，财政拨付费用；建立教学秩序等，推动教育事业继续进步。
中学教育方面，海南解放后对中学进行了合并和调整，将私立的琼海中学、琼南中学和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匹瑾中学并入海南师范学院附中；师范教育方面，解放初海南只有省立琼山师范学校（原琼崖师范学校）、县立的简易师范和初级师范等，到1952年，就有了中等师范学校7所（琼台师范、文昌师范、琼东师范3所中师，临高、定安、乐会、陵水4所初级师范）。
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热潮也逐渐兴起。1952年秋，从海南华侨中学肄业后执教于文昌乡村的教师林坚芃，义无反顾地奔赴白沙山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想方设法建学校、办教育。他也因此成为白沙第一位校长、白沙中学第一任校长。
缺资金？师生们就勤工俭学，自己动手搭草房、平整土地造操场、挑砖运沙建教学楼；缺师资？管理者就在白沙境内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招来了一批优秀教师；缺学生？学校就一边依靠政府和企业千方百计加大招生力度，一边由校长带队到文昌、琼山、儋州、东方等地招收少量优秀学生。
1963年秋，仅仅是建校5年的光景，当时白沙中学的师生人数就增长了5倍。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当年的首届毕业生中，有4人考上大学，轰动了全县。
扬新风 开展社会改造，扫除各类痼疾
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必然会伴随着“阵痛”。各种根深蒂固的行为、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开展移风易俗、扫除旧社会痼疾迫在眉睫。人民政府禁毒、禁赌、禁娼、打击会道门、打击走私、宣传新婚姻法、进行户口调查与管理……一场“城乡各项社会改造”轰轰烈烈地拉开帷幕。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海南各级法院通过各种渠道对此宣传。一位海南日报老报人回忆，有一位来自文昌县第十区铺前乡的贫农妇女曾给报社来信：《婚姻法救了我，寡妇黄玉凰改嫁后生活幸福，生产积极》。信中大意说，“寡妇想改嫁，任何人不能干涉，完全由本人做主”的说法大大鼓舞了她开始新的生活。
据数据统计，从1950年7月至1951年11月，海南共受理婚姻案件7505件，占民事案件的70%。1951年全年，各市县人民法院共审理婚姻案件超过4000件。
海南解放前，在海口等城镇遗留着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设庄赌博等旧社会痼疾，严重毒化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身心。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海燕研究认为，当时之所以遗留赌场，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各级官员勾结土绅奸商开设包赌。1946年，海口市、各县城镇的赌场，均冠以“游乐场”“娱乐部”的名称，密布在主要街道马路上和各酒馆里，赌局巨大，一掷千金。解放后，海南公安接管委员会发布告明令：凡身犯聚赌错误之徒……倘执迷不悟，当由警备、公安机关依法缉拿究办。经过各种宣传引导、以案释法，才刹住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上千年的恶习。
解放前夕，海南一些地方仍种植罂粟，海口、府城、文城、中原、崖城、那大、感城等市镇贩运销售鸦片非常盛行，烟馆星罗棋布。一些文史专家认为，之所以明禁暗受，只因这是一种变相搜刮敛财的方式。于是，人民政府铲烟苗、封烟馆，对烟民限期戒烟，再逮捕和打击制造、贩卖、运送烟毒分子，甚至处决了1名烟毒犯，才彻底禁毒。
解放初，新中国禁娼安置了一些海南妇女，使其择偶从良；各种以烧香、念咒、传经等名义诈骗钱财的会道门，也被公安机关给予取缔和打击；沿海11个市县设立43个边防派出所，制定和执行各种制度，有效制止了走私活动。
从1950年至1952年，曾在旧社会屡禁不止的毒、赌、娼等社会痼疾在海南基本禁绝。新政权采取的诸多行动，在医治旧海南留下的各种创伤的同时，有力地维护了海南社会的安定，如同一股清风，净化了社会，建立起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为全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责任编辑：李倩
内容审核：蔡宝莹
值班总监：黄敏
值班主任：罗清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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